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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石造城市形式的引入

九世紀下半葉,台灣西岸各大河港聚落開始出現西式的磚石造建築。 早期的西式建築多屬領事廳舍、教堂、與教會有關的機構如學校、醫院,以及商業機構如銀行、洋行、媽振館等。[郭肇立,1992: 180-183] 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期間,在大稻埕西南淡水河岸設置洋人居留區,當時荷蘭、德國、美國領事館皆設於此區內,大約在同時,最具影響力的四家洋行即已於大稻埕設立,它們是:德和、怡和、德記、泰德。[連溫卿,1953:17]

與此同時,由西方傳教士所興建的教堂、聚會所也出現在全台各地。 這些宗教建築常將中國傳統的文化形式如寶塔、吉祥裝飾等加在屋頂或牆面,但主體建築對當時台灣地區而言是一明顯的外來形式。這些異文化形式是台灣都市在前現代化發展時期所遭受的初步外來衝擊,這也是漢文化傳統的木造建築風格與西方石造建築風格的相遇。 這次西方建築的影響是逐漸深入都市核心,甚至發展為全面的都市改造或新建。
3-1 牌樓式街屋與新市容
自十九世紀下半以來,當中國被迫開港與洋商貿易往來,西式洋樓即開始出現在中國沿海都市,成為新奇又時髦的建築形式。 在中國沿海的通商港埠,洋人首先興建領事機構及洋行,這些建築物具有石造建築的特徵: 由拱圈、拱廊、柱廊、山牆等元素構成,外觀厚重堅實,而且有豐富的粉刷細部處理。 傳統中國城市景觀,多由木造建築的支撐與組架的邏輯為主,引進這種石造建築的切挖堆疊的構造邏輯,對當時的市容外觀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石造建築立面上容易雕琢塑形,因此產生了在木造建築中較少見的形式表達: 「正面」(facade) 元素,這種正面元素常高出屋簷,像牌樓一般。在十九世紀末,沿著淡水河邊、高雄壽山腰,即出現不少強調這種「正面牌樓」的房子,這些房子大部分是領事館和洋行。
自從日本殖民政府於二十世紀初期在全島施行市區改正以後,街道景觀煥然一新。街屋高度增加至二、三層樓,亦即居住密度提高,該地區都市化程度亦較強化。由於房屋高度提高且房屋正面皆附加上各種西洋裝飾性「牌樓」(facade)元素,市區改正後的城內幾條街似乎「站立」起來,雖然這些街屋為同時興建,但每一個別街屋外觀皆互不相同。每一街屋正立面有一中軸線,裝飾山牆或屋頂穹窿構造皆按此中軸線對稱配置。街屋正面開口採三開間原則,配合精緻的泥塑裝飾,呈現出步行者或慢速行進者的節奏步調。 街道景觀不再是由水平低矮屋簷所組成,而是由正立面上往上揚的元素組成:如垂直長形開窗及其窗頂楣飾,以及朝天聳立的山牆及拱頂等。
透過「牌樓正面」(facade)元素,街道的公共性被儀典化了。牌樓式街屋與伴隨而來的牌樓立面街道,帶來了「都市」的氣氛,也可以這麼說:基於兩向度的交通方式與石造建築原則的西方「都市」概念首度被引進台灣城市。
3-2  街角建築
只有當都市交通以兩向度流動形態出現時,兩條道路的交叉口才會顯得重要,而且,建造得很堂皇莊重的街角,也與川流不息的街道交通形成對比和抗衡的關係。 日本人在市區改正地區建造的街角建築,在量體型態上比起一般的牌樓式街屋 顯得相當考究和誇張,它們凸顯出格子街道交叉口的重要性,使街口既是雙軸向、更快速交通的軸心,又是被特意圍封起來的節點。 這些街角建築的立面形式多為幾何對稱,四個街角正立面的中軸線,正交在街口中心; 這與在大稻埕的傳統聚落街口形式相當不同,在舊聚落區如大稻埕的街角建築,規模上大都比較小,形式上也顯得較不重要; 而且在傳統聚落中,一棟房子的立面中軸線大都與街道呈垂直相交,與街道呈斜交關係是不理想的,廟宇和衙門的正中軸線尤其避免與街道方向斜交。
所以,當日本人將各地城牆拆除,並以林蔭大道和格子街道,為台灣城市打開一個新格局的同時,也以牌樓式街屋立面和街角建築,來架構這個新城市。 在市區改正後的街口,街角建築為格子街道上兩向度交通的流動,賦予一個生動的形式。
3-3 日治時期主要建築
清末時期的主要建築為衙門、廟宇和豪宅,日治時期的主要建築也可對照清末的情形,分成公共建築、宗教建築與私人洋樓,其中宗教建築以神社為主,大多設於市區邊緣或外圍,與市中心發展的關係不大,可以另文研究。 此處所謂公共建築是指官府機關、公共設施如車站、博物館等,它們成為界定新的都市景觀的重要節點或地標,也是殖民政府藉以昭示其為文明政權的工具。 私人洋樓指的是當時新興商人買辦所建的洋式住宅,欲以此標示自己新的社會身分,使有別於比鄰的傳統形式,而在舊街區中成為醒目的地標。
壯觀的公共建築
台灣博物館和總督府是日治前期全台最精緻的公共建築,可作為代表性例子來說明日人如何引用歐洲石造建築作法來建造殖民城市。 博物館被設計成一對稱的形式,它的中央部份由希臘廟宇正面與羅馬穹窿構成,兩翼建築外緣則加上多利克柱廊,側翼兩端也以希臘廟宇的山牆與柱列形式來強化角端形象。從它的外觀看來,整幢建築物本身即是西方石造建築文明的課程藍本。
從它的剖面來看,室內大廳與穹窿之間,或入口門廊天花與其上的山牆中間,其實有一封閉的夾層存在,即是R.Venturi與C.Rowe 所說的poche作法。這種剖面的poche, 使空間形成一界定良好的廳堂房間,同時在建築物外部又滿足都市空間界定上所要求的量體形式。
總督府外觀展現相當強的雄壯威武氣勢,其背後的企圖即是恫嚇被殖民人心(Tsurumi,Y.1943:48;徐裕健,1993:80),並且傳達殖民政府至高的權力與文明的本質。 此建築也被設計成完全對稱的形式,其中央高度與正面底寬的比例為 1:2非常接近埃及金字塔的比例。建築正面分割為1:2:7:5:7:2:1,高塔置於正中央。(吳光庭,1990:28) 甚至屋頂通風口位置也正好與立面各部份形成的幾何秩序相符合。(吳光庭,陳林中1990:32-34) 平面平配置也是近乎左右對稱的,入口大廳與會議廳皆有三層樓高,位於平面中央部份。總督辦公室位於中央前端二樓,總督可從辦公室走到戶外陽台(即入口門廊屋頂)主持慶典儀式。其他行政辦公空間及服務性空間則安排於兩側環繞內部中庭的量體中。
入口門廊、正門、門廳、大階梯都安排在中央軸線上,人們進出此建築物時必須爬上兩道階梯才進入大廳,大廳周圍是雙柱與欄杆圍繞,往上升的動線與高挑空間製造出崇高的感覺。 事實上,整幢建築物即是一poche,同時界定外部都市空間與其內部中庭。作為一殖民權力的展示,這幢poche建築物在形式上達到誇大的效果。poche作法使此建築物佔有更多的「虛空間」(作為內部中庭),建築物環繞此虛空間安排,在外觀上顯出龐大的量體。這個龐大量體其實不是實心的而是空心的,是一種誇張的量體,被其中兩個中庭虛空間充填出來一個又「正」又壯大的外觀,但因此塑造出新的都市景觀,使此建築物獲得一足夠的尺度來達成殖民都市意義的建構。所以說,總督府綜合了一形塑都市空間的新範型。
這些殖民公共建築都位於都市重要節點,它們的朝向也顛覆了舊有台灣主要建築的傳統慣例。台灣都市中的廟宇、衙門大都是正面朝南或朝西,朝南向是受傳統中國都市空間中主要建築朝南的影響,朝西向則是朝向移民原鄉的方向,殖民時期的公共建築則大大地違反了這些慣例作法。譬如,台北總督府正面朝東,博物館、郵局與公賣局皆朝北方。
私人洋樓
於十九世紀末,由於與洋商往來貿易,作為華洋中介的買辦漸形成新興的勢力階級。這種穿針引線的新階級擁有熟悉西人思想與心態的優勢,並在貿易活動中佔盡先機,有些買辦後來開辦自己的事業並獲得成功。這些都是當時崛起的新貴,他們大膽應用外來的形式興建自己的住宅,藉以誇示自己財富身分,並突顯自己的國際眼光(cosmopolitan vision)。雖然他們的華麗住宅大量應用西洋的形式元素與裝飾,因此發展出一新的資產階級都市性(bourgeois urbanity);但這些住宅的平面格局其實仍大致依循傳統合院精神。這些傳統的配置原則仍強韌地影響著它們的空間性格。換句話說,這些早期資產階級宅邸宣告一種自由,藉著不同於傳統的新形式,表現與周遭房屋不同的獨立作風,但骨子裡仍依附著傳統合院的空間原則。
最具代表性的洋樓例子,包括台北的陳錦記茶樓、辜顯榮鹽館、李春生的甘州街住宅、鹿港辜家住宅、高雄陳中和住宅等。
日治時期台灣都市空間可說是是台灣史上最具視覺秩序與空間層次最分明的時期,日人引進歐洲石造城市的空間範型,將台灣各城市建造成一文明新尺度的都市化環境。 另一方面,這些新都市空間與建築也壓制與排擠掉台灣原有閩粵傳統的空間形式。 這一時期的台灣城市,以有秩序的暢通形態為基調,發展出新的石造城市的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