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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至一九七零年代的台灣都市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於國共內戰中失利,撤退到台澎金馬。 這是一段從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到新興工業國家的艱苦歷程,也是從以克難違建來容納大量移民到經濟起飛房地產業蓬勃發展的一段急速都市化過程。 因國民政府遷來的政府架構、軍隊以及故宮國寶,使台灣在這階段具備一個國家的規模,第一次台灣島上出現一個在地的中央政府。 國家主義以復古式宮殿建築為形式圖騰,在全台各地推廣,也成為那一世代新台灣人的集體鄉愁。 進入七○年代後,市民空間也在幾個大都市被逐漸建造起來,都市中產階級所需的都市新形態開放空間逐漸成形,重新架構原有的都市空間。

4-1 集合式建築與大格子交通系統
戰後台灣城市多延續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架構來發展,北高兩市於日治後期曾規劃有大格子街廓的道路系統與公園綠地,這些為汽車時代所進行的規劃,成為戰後都市化發展的基礎。 台中市也於七
年代開始進行市地重劃,往屯區擴張發展。 人口的大量移入與成長,促使都市急速擴張,使都市地區使用密度提高,集合式的生活與活動空間應運而生,居家生活與工作空間也逐漸分化。 這個階段出現的集合式建築可分為觀光旅館、辦公和公寓大樓。
1960-70年代整個國家都在努力爭取外匯,觀光事業是被重點鼓勵的部門,如台北與高雄的圓山飯店、國賓飯店、亞都飯店等,成為當時都市裡最高級人士出入的地點。 這些觀光旅館成為都市的新地標,眾多套房集結疊高而成的旅館大樓,打破連棟街屋的韻律,形成新的都市天空線。 地面層的入口與門廳、等候廳、咖啡座也在沿街面上形成新的透明的看人與被看的經驗。
觀光事業的發展帶動旅遊業、航空公司、金融業等的興盛,也就需要大量的辦公空間,最初都以四層連棟街屋來作辦公使用。六年代早期,台北的台泥大樓與新力大樓等鋼筋混凝土高樓出現,是早期的辦公大樓形式。後來的嘉新大樓(1968)、再保大樓(1968)、海關大樓(1973)、大陸大樓(1973)等,都是傑出的案例。 這些大樓反映新的階層體系工作方式,容納一批朝九晚五的都市上班族,並為街道活動定出新的尖峰與離峰節奏。
至於集合住宅部份,平面發展的集居形態是早已存在的,如傳統市街上的長條連棟街屋。 日治時期日本人以政府或營團名義,在各都市集中興建庭園獨棟宿舍; 戰後這些宿舍多由公家機關接收。 此外,政府為安頓眾多的軍眷,於五零年代大量於都市外圍興建眷村。 私人興建的集合房屋可追溯到1940年代的兩樓出租住宅。1955-60年間,興建公寓是高獲利行業,大多經由信用合作社貸款興建,三、四樓雙拼公寓開始出現,日式庭園住宅的土地面積正好可供座雙拼公寓發展。1970年代初期,六、七層電梯公寓開始在台灣各大都市出現,這時台灣都市中心區的天空已經漸被大樓填滿了。 公寓集居方式帶來匿名的自由與疏離,尤其大樓越高住戶越多,彼此間越感陌生。
這些觀光旅館、辦公大樓與公寓大廈是戰後到七零年代台灣都市的影響性類型,它們架構出大格子街廓的都市空間。 他們以集中的出入口、重複的立面開口單元與垂直往上發展的量體,界定出以汽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時代形貌。
4-2 復古宮殿式建築
一九四九年內戰後的大遷移,對台灣帶來史無前例的大移民潮,這些移民不像鄭成功時代只來自閩粵,而是來自大陸每個角落,移民的差異性是空前的,他們形成一整代的失根的人口。 台灣的鄉愁來自國家層級上的歷史和政治的無可如何命運,由此催化出一種鬱卒的都市成長。
中國內戰造成了空前的遷徙流離,這是整個民族跨越廣袤國土的大飄泊,其中部份人士來到台灣,將此地當作一個臨時的落腳處。 五與六年代的首都台北於是成為一座橋樑,替流離失所的移民們,聯通他們在大陸山的那一邊的老家與在台灣的未來的新家。 當時以整個國家版圖來為台北街道命名,即是一明顯例證。 整個大陸似乎被縮小在一個都市的範圍,在都市中可體驗到虛擬的一整個中國。
同時出現在台灣各地的大江南北飲食料理,就更顯熱鬧了。 在吃的方面,一時間台灣都市比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還中國,沒有一個大陸城市曾經包容了那麼多的中國各地特色與差異。大概沒有人曾預想到,大遷徙竟也造成了這樣的空前大集結。 從這時空背景上,我們或可再重新評價當時在台灣都市尤其是台北所流行的中國復古建築所代表的更深的心理層面。
所謂的復古式建築包括台北市南海學園內的科學館、藝術館、中央圖書館與歷史博物館,文化大學的大成館、大仁館等系列,以及故宮博物院、忠烈祠、中山樓等,還有高雄澄清湖、忠烈祠、圓山飯店,以及各地將日本神社改造的忠烈祠等。 它們是歷史性鄉愁建築,它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安撫整批移民失去了真正家園的創痛,是流離時代的鎮定劑。 這些復古建築,配合各都市公園裡的中國式樓台水榭、皆是企圖在台灣各地可能的公共空間,重建記憶中的北平故都風情。 當時政府似乎想以仿故都的空間營造,在「神州陸沈」後,為那些從抗戰到內戰中飄泊半生的島上外省軍民及散佈世界的中國人,於復興基地台灣,塑造出一統的家園意象,提供一個四海歸心的精神故鄉。
比起充滿地域特色的街道命名與南北飲食料理,復古建築有著較濃的政治象徵意味。 從台灣本來的條件來看,它們像是被放錯位置的 (out-of-place) 建築形式--宮殿居然出現在邊陲一島上; 但它們也正反映台灣從邊陲被提升為中央的歷史變局--從此台灣島上有一中央政府、有自己軍隊、有國號、有國旗。 對於賦予台灣一個正式國格而言,宮殿式復古建築又成為適當其位的 (in-place) 形式表徵。
4-3 市民建築
1972年台北的國父紀念館落成,這是一棟國家級的表演藝術兼圖書館功能的活動中心,開啟了新的都市公共空間活動的形態;外部開放空間除庭園池亭外,更提供寬廣的開放空地作多種不同活動使用。更早完成的台中中興堂,也具有大型表演功能,但戶外部份為中山公園的老式庭園,開放空間不夠作多元使用。 七
年代末期,高雄也興建完成中正紀念堂,具備類似國父紀念館的演藝活動功能與多元使用的開放空間。1980年完成的台北中正紀念堂,帶給台北市民更寬敞的市民活動的開放空間。 這些為了冠冕堂皇的國家級理由興建的公共建築,同時也成為新時代的市民的(civic)空間,提供全市市民作多元活動使用,甚至作為全國性慶祝或抗爭活動的場所。
這幾個完成於七零年代的大型市民建築,不僅鼓勵都市市民參與公共空間的活動,也催化都市市民意識,並更積極使用與經營都市開放空間。 八○年代後在各縣市建設完成的文化中心,更普及地將市民性空間引入到各地方層級,但由於區位大多選在都市外圍,成效大多不如前述完成於七零年代的大都市的市民建築。
這段戰後三十餘年的都市發展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劇烈的時期,從世界大戰與內戰後艱難地走出新局,歷經國家重整、國家建設,落實到中產階級的空間營造,台灣都市大都在此三十餘年間,進行結構性調整或甚至改造,從量變到質變,進入到與之前完全不同的都市格局與形貌,這是台灣都市空間結構轉變幅度最大的一段歷程。